【HR攻略】执行不力与导向不明哪个危害大?

当下创新、创业、创客化日益成为职场热门关键词，与前一个时期管理界对执行力的热捧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这也算是一种“颠覆”，那么与其说这是管理者对执行不力的失望，不如说是出于自己决策导向不明的无奈。联想到《贞观政要》中所提及的类似于“执行不力与决策导向不明哪个危害大”的唐太宗之问，我们不难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高压执行式的管理必须转型

　　作为对贞观之治“翔实记录”的重要文献《贞观政要》，其《论政体》中记载了唐太宗的一段问话：“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用商业语言来解读，他问的就是“执行不力与决策导向不明哪个危害大”。时任“特进”职位的魏征回答很明确：决策导向不明的危害更大。这原本没有什么悬念，问题在于，唐太宗此时已经出现了政务倦意，对立国之后的新常态颇不耐烦，这才是值得叩问的。

　　当初，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完成创业的草莽英雄们在偶然的成功中自以为获得了商场制胜的不二法门，将接下来的攻城略地的任务分派于执行层面，信心满满。应当承认，以国内市场之大以及改革赋予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只要执行层面能够充分复制，规模扩张就有足够的空间。换句话说，同质化的竞争的确取决于执行力的比拼，于是，有关执行力的书籍受到管理者的青睐，企业内部多倾向于以高压手段强调“执行力”。然而，消费者的选择不可能屡屡被企业执行力锁定，就连管理者自己也看到产品和服务转型升级的必要。当经济增长被迫从“野蛮式”转向和谐发展时，同质化的竞争难免力不从心。于是，“执行不力与决策导向不明哪个危害大”这个“唐太宗之问”便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按照唐太宗的如意算盘，即使自己的决策有欠缺，只要执行得力，照样应当坐享其成。这种想法目前在企业一些管理者的头脑中依然存在：凡是经营开拓受阻，那一定是执行出了问题。不是换人就是进一步向执行层面施压，名曰“严格管理”。殊不知在新常态中，执行红利的挖掘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当年，魏征为了规劝唐太宗怠政的苗头，警告他说：“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那意思是说，决策层如果不能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执行层面即使发现了转型契机，决策层依然我行我素，那么即使像百里奚、伍子胥那样的时代精英，在虞、吴这样的团队中也无法扭转乾坤。

　　其实，在百里奚、伍子胥发挥时代精英作用时，实际上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作用。而“执行不力与决策导向不明哪个危害大”问题的提出，恰恰存在着一个预设的逻辑陷阱：决策应该交由领导者去做，下属的任务只是执行。这就人为地将执行不力与导向不明分离了开来，在执行与决策之间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农业社会乃至工业社会前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似乎是一种天然的社会分工。但是在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就不一样了，越是强调执行力，越是说明转型势在必行。与其说转型需要从决策层面做起，不如说需要丢掉依靠执行就能变通式“补天”的侥幸心理，否则当领导力不足、决策能力成为瓶颈时，执行越用力将越糟糕。

创新升级，执行层面呼唤炮火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执行与决策的统一已经成为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要求传统企业的管理文化必须转型。然而，有研究者认为，决策与执行的统一体应当是“领导”。如果将这一说法理解成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避免将义务推给执行层面，那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将已经下放的执行权收回，则可能是一种倒退，应当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而创新升级所需要的转型，则是在执行与决策的统一中体现出更多的参与，主要是一线参与。

　　对于大多数传统企业来说，尽管不是都需要去组织用户参与、“粉丝”参与，但是像华为集团那样，“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则是必要的。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本质上就是执行与决策的统一。

　　在这一点上，唐太宗颇有先见之明。他认为，隋王朝的迅速瓦解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隋炀帝无道，执行层面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是重要的原因：“君臣如此，何得不败？”在他看来，假如执行层面根据实际情况对决策者敢于直言，而不是“惟行谄佞，苟求悦誉”，隋王朝就不至于那么轻易地被取而代之。这种认知就包含着将执行与决策统一于执行层面的朴素内核，只不过在严格的等级关系中很难做得到。

　　当然，将执行与决策统一于执行层面，并非完全是因为今天的管理者会比封建君主更开明，而是出于信息时代知识更新加快的现实要求。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员工知道的信息比企业知道的还快。他第一时间知道了用户的需求，而管理者未必知道。对于执行层面而言，正如第一届黑客大会发起人、美国的凯文・凯利教授在《失控》一书中所说，没有一个上级可以去听你（底层员工）的诉求，因为这个上级（或者中心）根本没法给你下达一个正确的指令。假如执行层面仍然像过去那样，接到上级指令后才采取行动，那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企业不负责任。这时候，管理者的开明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需要对呼唤炮火的一线给予必要的支持，让管理回归服务的本真。

　　在资本强势、管理者强势的情况下，假如走不出“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行为惯性，那也很难在执行层面呼唤炮火中完成创新升级的任务。正如厉以宁先生在2014年年底所指出的那样：利润为物质资本投入者所有，而人力资本投入者只能够从成本中工资部分取得自己的报酬，这并不合理。也就是说，执行层面能够获得预期的创新升级效果，需要有新的产权激励制度保证，以便“把人力资本的激情和物质资本投入激情都调动起来。”否则，“执行不力与决策导向不明哪个危害大”的问题就会演变成分配不公的博弈。唐太宗取得政权初期曾说：“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在今天，“君臣相遇”的可靠保证，就是厉以宁先生所谓新的产权激励制度的形成。

创客经济，对员工要“以国士待之”

　　将执行与决策统一于执行层面，无疑对员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多的“班长将军”；员工创客化将成为一种重要趋势。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班长将军？怎样实现员工创客化？类似的问题不解决，将执行与决策统一于执行层面不是“赶鸭子上架”就会由转型引发新的一轮裁员潮。这同样需要管理者转变观念，按照《贞观政要》中魏征的说法，以“国士”待之，就能得“国士之忠”。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同大臣谈到春秋时期卫国一个名叫弘演的大夫时感叹说：“今觅此人，恐不可得。”弘演作为封建社会忠君的典范，虽然与执行或者决策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作为主政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渴求则是一样的。魏征听出了其弦外之音，立即对答道：君主以众人对待大臣，大臣就会以众人的态度回报君主，以国士待之，方可得到国士之忠的回报。也就是说，管理者能不能得到理想的人才，“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正如我们身边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一样，管理者身边并不缺少人才，缺少的是发现。况且创新并非一定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发现，能够用叉车开启啤酒瓶甚至穿针引线的工人同样也能创新，也是人才，关键在于管理者要善于感召、培养与任用。

　　在今天看来，魏征的这番话颇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可以部分解答当今业界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之类的问题。对于企业而言，“众人”对应于一般员工，“国士”则对应于一流人才。不过这需要我们从更加积极的意义来理解，超越“众人”、“国士”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像新东方集团在教育中“对每一个学生如同对一代中国青年”那样，将理想主义落到实处。反过来说，对整个中国一代青年也应当像对每一个人一样，不能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当然，新东方的这种理想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客户，而执行与决策的统一则要求管理者将这种对待客户的态度用在员工身上：只要能够像对待人才那样对待每一位员工，就有望在每一位员工那里得到人才般回报。

　　应当看到，将执行与决策统一于执行层面的确存在着一个员工对企业是否忠诚的问题。这涉及到企业创新团队的相对稳定性，不能把员工创客化理解成员工的流动性更大，否则由执行层面呼唤炮火的“决策”可能只注意当期效果，同样不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积累。有资料表明，中国员工企业忠诚度存在着不断下降的倾向，解决好员工创客化与忠诚度之间的矛盾不容忽视。这需要管理者从走出“执行不力与决策导向不明哪个危害大”背后“谁说了算”纠结，变雇佣关系为同盟关系，让市场、用户说了算。同时需要管理者放弃用购买执行力的成本获得创新奇效的侥幸心理。需要将新的产权激励制度建立在新的管理理念基础之上，形成理念自觉，坚定信念。